追寻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

发布时间:2016-10-27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开发建设西部三线基地,决定把东部沿海的重点企业向西部迁移,同时选定一部分西部重要资源基地加速开发,位于川滇交界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名列其中。“攀枝花”这个名字来源于这个基地的开发。据说,当时负责考察川滇交界地区钢铁基地建设的人回到中央,毛泽东主席了解情况时问:“那地方叫什么名字?”负责人回答:“这地方没名字,只有一个渡口和7户人家的小村庄,村子里有一棵树,叫攀枝花。”毛泽东主席便笑道:“那就叫它攀枝花吧!”

特殊的“431工程”

攀枝花地处西南山区,交通十分不便,在这样一个地方建设一个国家级钢铁基地,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交通问题。1964年底,由交通部孙大光副部长组织率领严恺等技术专家考察了攀枝花钢铁基地。考察过程中,为了解江边实况,大家从渡口沿江徒步查勘到龙街,交通部决定“双管齐下”,除陆路交通建设外,同时启动金沙江渡口至宜宾段航道建设的前期工作,并决定由交通部航运规划设计院和四川省交通厅组建一支包括华东水利学院、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和上海船舶研究所等水利交通领域权威单位技术人员参加的金沙江滩险河段勘察队。项目被称为“金沙江通航工程”,代号“431工程”,并定于1965年2—3月开展勘察工作。

开发金沙江可以说是我国自古以来的梦想!晋代时,古人便在金沙江个别江段通行木船。明代曾有三位云南巡抚提议开发金沙江航道,但未能如愿。到清代,由于大量铜矿的发现,乾隆六年开通了金沙江小江口至宜宾的航道,以“济运铜斛”。但经过几年运转,终因“烂田坝无可开浚,三次起拔费力”,且“披沙野夷出没”,航道维护,驻扎军队,耗资巨大,在乾隆十四年,还是“废止江运,铜斛仍归陆运”,金沙江重归旧日。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试图开辟金沙江下游航道,并在昆明设立工程总指挥部,负责查勘、规划和设计,还建立了金江街等水位站和巧家等4个水文站,在屏山设立工程处进行施工。此时,严恺积极响应保家卫国号召,从荷兰回国至云南任该工程处技正。

但是,该工程的技术负责人是国联特派的驻华工程顾问——世界著名土木工程师荷兰专家蒲德利。蒲德利率人数次查勘金沙江,撰写“金沙江查勘试航报告”,提出将金沙江分为九段逐步实施通航的方案。正当金沙江开发紧锣密鼓进行时,一艘6丈长大木船的倾覆再度令工程搁浅:1939年5月,蒲德利一行9人沿江考察时,轮船覆没,8人遇难,仅有一名水手侥幸生还。

直到新中国建立后的1965年,金沙江所起的作用仍只是民用伐木漂运的通道。1965年4月底,我校参加“431工程”的周耀庭老师回到南京,带回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华水立即组织50名水文专业的师生,赴金沙江开展重大险滩水文测验。一时之间,华水涌动,大家纷纷报名,热切地渴望奔赴西南,参加国家建设。

学校经过慎重研究,决定从水文1967届(三年级)学生中选定45名男生,再从即将毕业的1965届(五年级)学生中选定5名为各组技术骨干,共同完成此项任务。当时1967届学生正在句容县参加“社教”,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当调集令下来时,45名同学立即回校,从阶级斗争的战场转移到生产建设的第一线。爱国心、探索欲、好奇心驱动着每个人,大家都想去看看那躲藏在万山丛中、悬崖绝壁间、奔腾不息的金沙江。

去的同学斗志昂扬,未去的同学也激情澎湃,有同学写了一封洋溢着革命豪气和充满同学情谊的长信赠给“远征”同学。学校召开动员大会,周耀庭老师要求大家做好“过五关”的思想准备,即干热关、风沙关、蚊虫关、雨水关和爬山涉水关。单听这五关的名字就可想而知,那个地方并不富于诗意。同时,学校还请实践经验丰富的郑英铭老师对我们进行突击培训和指导。当时,由一位同学骑着插旗帜的自行车在操场跑道上飞跑,模拟水上浮标,在操场四周的高处架起经纬仪,练习跟踪目标,定时测读度盘,记录和计算速度等,同学们认真苦练了三天,掌握了基本方法和技巧,再经过一天时间的行装准备,就立即分头出发了。

不畏坎坷奔险途

水文系派往金沙江边进行水文测验的师生共50人,分成5个组,分别前往金沙江“431工程”测量设计的第一、二、四、五、六队,他们的队部驻地分别在金江街、会东县、巧家、昭通县大兴坝和永善县火烧湾。

前往第一测量设计队的有11人,由毛永康老师带领,因路途最远,最先出发,经由上海、杭州、南昌、贵阳,到昆明市交通厅航务处报到。当时,标准铁轨只铺到贵州省安顺,大家必须先经过两天两夜的火车到达安顺,然后再转汽车到昆明。由于前往昆明的汽车票很紧张,大家商定派3个人到安顺后轻身下车,赶往售票处买票。汽车票是买到了,但已是三天后发车的票了。

滞留安顺的三天里,第一测量队心急如焚,只能天天通过“练兵”来排除急切的心情。三天后,大家从安顺乘汽车出发,晓行夜宿,蜿蜒穿行在大山中,途中经过“十八盘”翻山公路,惊险异常。汽车走了三天后,到达沾益,大家再转乘法国人造的米轨小火车。火车在老旧的窄轨上一路颠簸,终于到达昆明。大家在那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端午节,节后,交通厅派了一辆解放卡车送大家前往目的地。

其他分队的人随后在周耀庭和童善良老师的统一带领下出发,在中山码头渡江到浦口,乘火车到西安后,再转车去成都,途中历时60小时,一路上都是硬座,无法睡觉。虽然辛苦,但大家精神饱满。到成都后,由于交通厅临时又借了6台经纬仪空运过来,要我们携带前往,因此在成都又等了两天。

经纬仪到达后,我们各队分散前往目的地。二分队人先出发,乘长途汽车,历时4天到达会理。其中分派去新滩(甲等险滩)的3人,不得不从会理坐马车前往,走到没有车路处,又雇了几头毛驴驮着行李前行。一路崎岖,当他们下到山脚后,突然看见一大片乱石滩,溪水潺潺,大家循声踩着石头前进,突然,一片白花花的水流拦住了去路,原来终于到了金沙江边。其余人员经会理东去下白滩和老君滩测验。四、五、六分队的队部都在江南岸(云南侧)。成都没有直达各地的班车,大家只能乘火车,先到宜宾,改乘汽车去到云南昭通,再分赴各自的队部。周耀庭老师和十几位同学乘长途汽车前往昭通,汽车不能过河,大家就背起行李和仪器步行过铁索桥,再改乘云南来的代客车(卡车改装)。道路崎岖多弯,我们十分紧张,为不影响司机驾驶,连话都不敢大声说。晚上8时,汽车终于到达昭通。在去各分队的路途中,前往五队的同学有幸遇到一位粮食局的干部,他看看我们的鞋子,热心地指出,穿胶底鞋的,不能走这里的下山道路,他从包里拿出了几个后跟带铁巴钉的“脚马”,教同学绑在鞋底上,下山就不会打滑,还带着同学们离开土公路,抄小道(坡度近45°)弯弯曲曲下行,有些地段小路被山洪冲断,还有些松散的砂石路段,大家的眼睛紧盯脚下,全神贯注,小心翼翼。下到江边,在金沙水拍礁岩的吼声中,我们踩着江边起伏的小路,艰难地前行。

用生命做水文测验

我们5个测量设计分队,分别担负着大约100公里江道中数十个险滩的水位、流速、流线和流态的测验工作,在历史上金沙江还没有做过如此大规模的水文测验。大部分江段也没有标准的水准点和导线,基本上是“431工程”测量设计队于年初进场后设置和接测的。

同学们到场后也都临时取材做水尺、划刻度、涂红白油漆,到江边选点和埋置,引测高程,然后定点观测记录。每到一个预定滩段,架仪器的、打旗号的、喊话的和投放浮标的人员各就各位。一声令下,浮标入水,仪器十字丝立即紧紧盯住,每隔5秒钟,旗帜举起落下,同步观读和记录度盘读数,若干浮标投完,仪器再交会测定两岸水边线,收工后立即绘制草图,根据仪器位置的坐标,用交会的测角标定浮标在江中每隔5秒钟的许多点位,连成流线,并算出流速。为避免测读中有疏漏和错误,都采用3架经纬仪交汇。还派人做现场地貌、流态观察,标注漩涡、泡漩、剪刀水等特殊流态。由于时间紧,我们不得不利用晚上在烛光下整理资料和讨论。

按规定,对重大险滩,逢滩必测。因此,我们必须沿江行走。为了安全,各队规定:人员不能乘船顺流而下;步行中必须穿草鞋;到水边观测时必须穿救生衣,腰栓安全绳;出行必须两人以上同行,禁止单独行动;悬崖下不准停息,瀑布下禁止洗澡冲凉……这些规定看似很细,但若不遵循,条条都可致命。有人在观测水位时,因未栓安全绳,滑入江中遇难。虽有严密规定,仍有百密一疏。有一次一名同学肩背水准仪、手抱三脚架勘测母猪峡,走过峡口一条小溪时,没想到江中急流遇礁石激起大浪,势头很猛,直接冲入溪口把他连人带仪器冲倒在水中,在第二浪涌来时他乘机抓住仪器箱的皮带,同时扒住一块大石头,等浪退时才爬上岸,侥幸捡回一条命。

测流工作常要2台仪器分别在两岸交汇,为此需要数人带仪器过江,而江水流速较大,经常出现惊心动魄、令人生畏的景象。第一测量设计队的同学在巡测到一个叫老虎渡的甲等滩时,需乘船到左岸去测验。但是,船未能在预定地段靠上岸,而是被顺水推着向下游险滩漂去,滩口有许多礁石,不断掀起大浪。老船工高喊:“抓住船邦,坐好不要动”,同时指挥船工,竭力调整船体使船顺水下行。当船头遇到大浪时,被高高掀起,船的后部打进了许多水,船体已过度吃重,同学们慌乱中抓牢船邦,尽力坐稳,任凭江水打在身上。船工们拼尽全力,船头突然下落,像箭一样冲出了浪区,在下游把船靠上了岸。脱险后,3位船工上岸举行了一种谢神仪式,感谢老天保佑。第二测量设计队的下白滩测验组,在两岸都设立观测点,经常来往于两岸,曾有过一次渡江时未能靠上对岸、被卷进漩涡的险情。但是,7月3日,就在下白滩,真的翻船了。在昭通开完会的周耀庭老师刚到昆明,当晚听到此消息,次日清晨就赶过去,当得知船上未有华东水院师生,大家稍稍宽心。这样的险情,经常发生,在江边工作时刻都有生命危险。经风雨历艰险后,大家心里也逐渐明白,每次上船,实际上就把性命托付给船工师傅,正如一名四川同学喊叫的:“格老子,是提着脑壳在这里干的。”

测验过程中,趣事也不少。当时,用什么做浮标是个大问题。我们用竹筒、芭蕉杆进行了若干试验,但都不行,气球效果略好但也易被大浪打破,且在当地很难买到。我们几人在街上走过,无意间发现肉铺有许多腌制的猪尿泡,价格便宜。一名同学说,若将它吹上气,涂上红油漆放下水就是浮标。我们几个臭皮匠向老板要了猪尿泡,吹口气,涂上红漆后,放入江中一试,十分理想。终于解决浮标难题,这一发明竟被队上作为创新,写入革新报告,还向其他各队介绍。后来事实证明,猪尿泡可以漂浮百里不烂,的确是很好的浮标。

三个月苦中亦有乐

野外工作,没有星期天,我们白天忙于奔走,测验、绘图、计算和讨论,晚上还经常被安排学习毛选。巡测时夜晚没有固定住处,我们就经常在人家屋檐下支起蚊帐,铺张草席就睡了。有一次在干田坝,几个同学睡在供销社的屋檐下,半夜里下起大雨,蚊帐、草席和衣服全被打湿。夜晚有蚊虫,白天多苍蝇,还有爬在树上被称为“小咬”的虫子,咬人如同针刺,沿途还有被隔离的麻风病人区,同学们通过时尽量不接触各种东西和草树。因为此病无法治愈,又会接触传染,政府只能请他们进隔离区,并供给他们生活必需品。

师生们吃的东西都随身背来,除粮食外,只能带些腊肉、粉丝、咸菜和黄豆,一般早饭是稀饭饼子,中午不做饭,带几块饼子一壶水,晚上是干饭和干菜,外加“连渣捞”(用黄豆泡软压碎加咸菜煮的汤),间或也发生断粮。四分队的同学有一天计划行程60多里到一个小村庄过夜,因计划不周,没有准备干粮,只带了一点红糖,离目的地还有约15里时,要过一条溪沟,水流十分湍急,云南测量设计队的同志过了沟,同学们已走得筋疲力尽,全身乏力,在石块上一坐下,几乎就站不起来了。云南的同志见状后竭力加快前行,先赶到小村庄,买了一些食物又赶回来,给同学们分吃以后,才过了沟走到目的地,当见到面条和花生米时,同学们切实见识了“狼吞虎咽”。四分队的同学,在途中翻越山头,沿直立的峭壁小路行走,逐渐成为常态,但记得第一次通过小路时,大家身背行李,手抱仪器,感到是把自己的命都拎在手里了,看到山下急流浪花,真有点望而生畏,但又不能退却,只有硬着头皮咬着牙,身体贴近岩壁,一步又一步,全神贯注,惊险面前完全忘却了累,好不容易过了这一关,回头看时还有点心惊胆战。

两岸百姓对我们抱有极大期望,他们希望金沙江早日通航,因此对来自远方的我们更是热情,路上遇到的小学生经常向我们敬礼问候,老乡和我们围着火塘摆“龙门阵”,凡是我们住过的人家,主人都感到骄傲和光荣。你也许会问,夏天怎么会围着“火塘”?那是因为山区夜晚较冷。山上的村民,白天男人也在肩上披着一种类似大衣的羊毛毡,他们出远门时一般不住店,经常往墙边一蹲,把毛毡肩披顶在头上,把全身包围住,就这样过夜,远看就像一个尖顶大馒头。

从8月初开始,我们通过电报电话不断与院系领导和各测量设计队商量同学离队时间,经多次协商,同学们基本上于9月上旬相继离开测量设计队,前往成都集中,9月中旬全部到齐,与交通厅办完各项手续后启程返校,并于9月21日平安回到南京,开始新学期课程了。

看到在大兴坝拍摄的一张照片,不禁感慨,难道是地球太小,也许是百年河海的学子在水利界桃李满天下。在临时组建的第五测量设计队数十人中竟然有13人来自华水,百年河海对华夏水利事业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历史的重现

1966年5月,交通部汇集了各队测量资料,拟召集参加过前期勘测工作的技术人员,集中整理形成“431工程”的规划和初步设计报告。可是,由于“文革”开始了,大家陆续被所属单位召回,后续工作搁置。直到1976年,成都勘测设计院接到金沙江下游水电站规划任务,组建工作班子时,领导发现设计处里居然有一位11年前在该江段做过水文测验的同志,当即委以重任,那名同志提出要寻找当年耗费了巨大人、财、物力施测的“431工程”资料,获得领导支持。于是立即派人前往交通部探寻,但是,交通部很多人不清楚此事,资料下落不明,查遍技术档案目录,也不见踪迹。失落时,在一间堆放杂物的房间里,庆幸地翻到了“431工程”测绘的有关资料,并在金沙江下游四大电站的阶段设计报告中全都收入了一张渡口至宜宾的水面线图。这张图纸是“431工程”留下的最有价值的财富,它凝聚了几千人在1965年以生命为代价付出的辛劳,其中就包含着华东水利学院50位师生的贡献。

在金沙江边奔走的三个月间,看到了很多很多善良、勤劳而贫困的同胞,看到他们期望交通便捷的殷切眼神,还有那些辛苦又艰难地服务在山区的教师和医务人员。偶尔登到高处,环顾四周,面对望不到边的“十万大山”,往往思绪万千,我们该有多少事情要做啊!

2012年10月,部分同学回母校聚首,除交流毕业后的工作生活外,回忆和谈论最多的就是在金沙江的经历和感想,我们称之为金沙江精神。那三个月的经历让我们受益终生,我们经受了行进中的极度饥饿,精疲力尽;涉险时的极度紧张,生死其间;测验时的攻坚克难,终于得成。在日复一日的拼搏中,对人定胜天也有了新的感悟,不是人一定能胜天,只是人定了,才有可能胜天。在同学们的几次水上遇险中,是船工们的沉着操控,这是“定”;驾长叫大家坐稳不要动,大家全力配合,这也是“定”。由于人定了,得以转危为安。从那以后,自觉担当,遇到危险和困境,镇定应对;吃苦耐劳,努力拼搏,工作中不挑肥拣瘦,淡定处之。从同学少年到古稀老人,大家平稳地走过了艰辛曲折的峥嵘岁月。所有这些良好精神,都可归为我们的这种金沙江精神。

(朱鉴远,1967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水文系,曾任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泥沙设计研究室主任。本文以朱鉴远当年日记为主,综合刘永芳(刘勇)、刘金辉(向锋)、姚永熙、蒋中祥、夏兆松、葛吉琦、陈沂等来文改编。)

来源:话说河海   编辑:李海峰   责任人:万国彤    字体:[] [] []   打印

最近更新